朋友自香港来，谈及私人办学问题，认为自1949年以后不许民间办学，致使内地失去储备民间英才的可能。而且把一切民间组织视为流毒铲除，结果穷人越过越穷，得不到宗族里富家的资助。这让我想起从民间出身、最终成为真正文化大师的钱穆。
钱穆的父亲自幼就是“神童”，但体质弱，三次乡试都是在场中病倒，不终试而回。后来设馆授徒，保住自家的文化命脉，对幼年钱穆深有影响。父亲生了4个儿子，钱穆行二；他12岁时父亲病逝，其时哥哥18，一弟7岁，一弟3岁。只能靠义庄恤贫济困，艰难度日。
哥哥从师范班毕业以后又是由义庄斥资创立一所小学，自任校长，另聘二师，为本乡培育人才。武昌起义后学校被迫解散，自此钱穆从中学辍学回家再未上学，在当地几所小学当教师达10年之久。1922至1930年才由人推荐到中学任教。
他在中小学前后执教18年，除了讲授功课以外，主要精力用于自学。图书来源一是父亲遗留的，一是同道自存的，一是自己访购的，一是学校图书馆的。他先后读了《孟子》《史记》《昭明文选》《曾文正公家训》《群学肄言》《名学》《文史通义》《中国历代教科书》《后汉书》《马氏文通》《墨子》《六祖坛经》《宥言》《资治通鉴》《汉书》《新学伪经考》《船山遗书》……
他读书不仅用功，而且留心，很注意从别人那里学到自己未悟未解的方法，以求开辟新境界。
比如，从曾国藩家书家训里他得到一个教益：书不能随意翻阅，而要从头至尾通读，一本完了，再看别的书。
又如学古人清晨读经书子书等难度较大的书，晚上读历史，中间读闲杂书；日常生活要有规律等等。
他所写的第一部书《论语文解》则是模仿《马氏文通》的例论句法做成的。
第二本书是在读《墨子》时，觉得本书校注者错误百出，于是逐条举出其错处，积而成《墨经暗解》。
当然，从本性上讲，钱穆不喜欢墨子之学，他最先从韩柳古文唐宋八家入门，随即有意于孔孟儒学，再涉及古今史籍。
有了两本书打基础，以后做文章他就顺利多了。
他不能忘怀的是第一次给报纸投稿的经历。投的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文章寄出不久就以大一号字登在《学灯》首幅。此前用大一号字发表文章的只有《学灯》主编。可见《学灯》对钱穆的“礼遇”不低。第二篇文章寄去后仍用大一号，并刊载告示，让钱穆把地址告诉他们。别人劝他别写地址，不要让《学灯》的编辑知道自己的底细，等以后再说；或者不说自己在小学任教，而用附近的图书馆，让编辑觉得他是一个宿儒。“迂腐”的钱穆不听劝告，附去真实地址，结果后来所发的两篇文章改成小号字体，而且并不来信。钱穆见编辑如此势利世故，也就不再寄稿子给他们了。
不过，《学灯》倒无意中帮了钱穆的大忙：上海的施之敏读到钱穆发表在上面的文章后，觉得“文体独异”，推荐他到中学任教。从此以后，他认识了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人其时大多在中学任教。
例如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无锡省立师范教国文。后来他将钱穆介绍到该校任教。他在这里开始撰写自己的成名杰作《先秦诸子系年》。蒙文通读过这部书的手稿后说它“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于是将其中一部分发表在南京某杂志上。顾颉刚也是读了这部手稿后才推荐他去大学任教的。顾颉刚说：你不适宜长期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
后来燕京大学寄来聘书，钱穆的人生从此以后彻底改变。当时是1930年，他已经36岁。
1949年秋，钱穆避走香港，创办一所学校；次年在商人的赞助下，买得校舍，改名新亚书院。这是香港第一所不谋利的私立大学。钱穆曾说：新亚最大的贡献是为时局动荡时期的大批青年提供了就学机会；科学经济等学科的优秀学生可以出国深造，但是与中国自己文化传统有关的文史哲人才非由中国人自己尽责培育不可；从长久来看，大学生永不嫌多，所以政府应允许民间创办大学，不拘一格地培育英才。
今天看来，不论其中有多少曲折，钱穆的看法、做法都是有远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由香港人继承、发扬，与此比较，内地要逊色得多，起码1949年以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的确如此。
钱穆自己得益于“义庄”和民间私学的帮助，成为一代宗师以后，他竭力所做的，也只是将自己早年受过的恩惠补报社会、人类！书生报国，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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